中国教育学如何走向世界 - 赛前指数

“尽管我国的教育实力日益增强，但在国际学术圈仍面临思想丰富但理论创新不足、体量大但话语权薄弱、引进多而输出少等挑战。”在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近期主办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传播体系构建推进会上，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建军如此描述当前中国教育学的状况。

清华大学教授石中英的看法与之类似：“中国教育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展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但中国教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仍不够广泛，其韧性也有待加强。”

差距源自何处？学理基础是否牢固？成果如何传播？记者通过多位教育学者的讨论寻求解答。

规模扩大，影响力需提升

石中英指出，中国教育学话语传播曾长期存在一种现象：习惯于依赖西方理论框架、问题设定和学术逻辑。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部副部长吴砥提到，当前人工智能与教育结合领域的关键概念几乎都来自西方，如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翻转课堂等。他警告，这个方向各国“起点相近”，理论构建的机会窗口不会永远敞开，中国学者应带着紧迫感集中努力。他举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评估全球南方国家的中小学分布；斯坦福大学创建了上万个智能体，模拟教育政策实施后的反应。相比之下，国内在这类研究上还很欠缺。

石中英认为，真正能传播、沉淀和对话的教育学话语必须具有学理性、系统性和可论证性。他总结为四种意识：“主体意识确立传播立场，学理意识夯实传播基础，对话意识打通传播渠道，世界意识扩展传播视野。当前最普遍的问题是：概念新颖但学理连接缺失，论证不足；本土概念使用多年但内涵界限模糊，导致学术界认识不一。”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邓友超将此分解为三个问题：中国教育学的自主性如何可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如何具有进步意义；如何以特殊性实现普遍性。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从知识生成角度解释：所有知识都根植于特定文化背景，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往往是成功扩展了自身实践网络的地方性知识。对于第二个问题，他提出：“知识可以被广泛享有，但不意味着能普遍适用。所谓进步，不在于提供唯一正确答案，而在于解释力的可比性和可检验性。”对于第三个问题，他认为：“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间建立可翻译、可比较、可检验的联系。”

冯建军将“掌控学术议程主导权”视为关键：建立本土教育议题与全球教育议题的转化机制，培养兼具本土基础和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更基础的是提炼标志性概念，构建层级清晰的范畴体系。

围绕中国实践，促进全球交流

“对于已发表的文章，被大众看到和利用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执行副主编张淼表示，发表不是学术研究的终点，而是学术传播的起点。她将英文期刊的任务概括为四个字：破、立、倡、行，即打破刻板印象，提供实用的思想框架，推动全球对话，主动走向国际。

张淼举例说明两类实践：一是国内重大教育政策的英文首发；二是通过议题设置将本土实践融入全球共同关注，如职业教育和气候变化教育。她建议，将重大政策的英文述评首发纳入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传播建设的常规安排；把成果被国际组织和政府文件采纳作为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参照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设立中国教育知识国际传播专项。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蒋凯将传播体系视为“知识体系走向学术公共空间的关键桥梁”，并列出五个重点：写什么、发在哪里、谁来讲、用什么语言讲、在什么平台讲。“中国教育界应从主要知识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生产者和议程设置者。”他建议，一方面围绕中国实践打造核心概念和命题群，另一方面办好外文期刊、举办国际会议，实现“错位发展，办出特色，避免重复建设”。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民选主张分众、分语传播：“对研究者提供实证，对决策者提供文件和评估依据，对校长教师提供手册。英国借鉴中国数学教育就是一个例子：一批英国教师连续多年到上海学习，回国后改进教学方法，英国数学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16位升至2023年的第10位。”

会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智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一位俄罗斯教育官员参观国内一所小学，看到校园内有供学生使用的厨房和木工房，便询问校长原因。校长从情感教育、生活能力和综合能力培养的角度解释。这位官员回国后用5年时间，让俄罗斯公立中小学都建起了劳动教室。

“一所小学改变了俄罗斯基础教育的局部布局。”李永智说，这样的案例值得挖掘，也值得传播出去。（记者 晋浩天）